有学者认为：“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道教与传统医学形成了一个互融互摄、相互促进的双向作用机制。”“道医相融”贯穿于中国传统道教的药食养生理念之中。
道教药食养生的特色分析与呈现
道教与中医具有某种亲缘性。道教的药食养生很明显汲取了中医的一些基本指导思想：
其一，天人合一是道教药食养生的哲学基础。
道教的药食养生理论是建立在将天与人相比附的基础之上的。在道教看来，天地生人，人禀得天地之灵气，故最为天下贵。既然人是天地之精华，那么利用天地间的最精华的矿物质、植物乃至动物自然可以达到滋润生命的目的。由此，道教形成了“吃什么，补什么”的药食养生观念。与之同时，道教将天地理解为大宇宙，而人的身体则为小宇宙，主张顺天之则，根据四个季节的递嬗变化，吃相匹配的保健药物或者食物。这些观念无疑是道教天人合一的朴素思维的产物。
其二，阴阳五行是道教药食养生的核心理念。
阴阳五行说不仅为传统医学所接纳，也为道教所汲取。道教不仅认为人体的疾病是阴阳不谐的结果，而且不同的药物或具阴性，或具阳性，运用之于人体，或者滋阴，或者壮阳。五行不仅被对应于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如五果、五谷、五畜、五菜;并且与人体之器官乃至主观感受相匹配，如五脏、五味。在此基础上，五行学说与阴阳理论相结合被一起用来解释药食养生的道理。《黄帝内经》认为五味按照阴、阳的不同属性被划分为两类：辛、甘、淡味属阳，酸、苦、咸味属阴。药食的使用如果能够保证阴阳平衡、五味调和，那么就能取得良好的保健效果。
其三，中和之道是道教药食养生的方法原则。
中和之道不唯儒家所独有，实际上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和之道，在道教养生思想中根据人体、药食的属性，因时、因地合理地进行膳食。进食的原则是——无饥无饱，无多无少，无过无不及。《抱扑子内篇·极言》中提出的“十二伤”之一，就是“食伤”：“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此外，道教的药食养生之所以规定种种饮食禁忌，其目的就在于控制和调节食物摄入的量、时间、次数，确保生理系统、营养系统的平衡，达到身体保健的目的。
其四，内外兼修是道教药食养生的基本原理。
在唐代，孙思邈亲自采药制药，搜罗民间验方秘方的同时，把调息、按摩、导引、行气等养生术纳入医疗范围，丰富了道教医学内外兼修的内容。他提出饭前配合导引活动可以促进食欲。同样，饭后导引、按摩则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可令体中畅快。在药食使用过程中，道教医学反对过分依赖药物，而是借助自身的宗教优势强化人的自主意识，促进药效的更好发挥。《太平经》中就有“以乐却灾法”、“神祝文诀”、“斋戒思神救死诀”等配合药食使用的方法与口诀。道教医学通过内外兼修，打破单纯的药食治疗的限制，结合各种主客观因素加以考虑，从而彰显了道教医药养生的特色。
其五，标本兼治是道教药食养生的归属旨趣。
《黄帝内经》确立了“治未病”的原则，将疾病预防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药食养生的角度而言，“食先药后”基本上为传统中医与道教所肯定，尤其是道教在服食成仙观念的支配之下发展出服饵之术，即：“选用矿物、植物，也有少量动物类药和食物，经过一定的加工、配伍、炮制成丹药或方剂，以内服为主要摄入途径，作用于人体，从而达到轻身益气、延年度世乃至‘长生不死’的目的。”孙思邈亦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中单辟“食治”篇，提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原则，从预防保健的角度系统地总结了历来的药膳方，包括直接取材于道教的养生方。
道教药食养生的文化贡献及作用
道教药食养生对于中华养生文化的贡献与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道教药食养生形成了区别其他中华养生文化的独特性，成为中华养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诸如食饵派与丹鼎派等富有特色的养生派系，而且发展出诸如黄白炼丹术、辟谷养生术以及结合符咒服药食等一系列养生技术。另一方面，道教在药食养生方面的探索大大拓展与扩充了中医本草和方剂学。
根据药食的属性，东晋的葛洪曾列举了三种仙药：第一类是金石矿物类药，第二类是玉芝，第三类乃是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草木药，如茯苓、地黄、麦门冬、枸杞、天门冬、松柏脂、松实、甘菊等。南北朝的陶弘景在其著《本草经集注》中将食物本草从药物本草中分离出来，促进了后世食疗本草专书的形成，对食疗在民间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唐代，食疗极为兴盛，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专辟“食治”和“养老食疗”篇，为食疗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代有学者在谈及道教药食的影响时，特别指出：“中国传统的服食养生文献，给我们今天的药物抗衰老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随着中医药的走向世界，中国古代道教的服食养生术也必然会为全人类的健康长寿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道教斋戒中，辟谷乃是修行时重要的辅助手段。在辟谷中，有的要兼以服气，通过服气来达到辟谷的目的，有的则采取药食来代替谷食，诸如食用人参、蜂蜜、茯苓、枣等营养物质。当然，对于辟谷是否可以长生，并没有统一的看法，葛洪在《抱朴子》中就对其持保留态度。即使如此，辟谷作为道教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唐代以后，道教服饵派走向衰微，不过其方法与理论却为传统医家所汲取，制成了膏、丹、丸、散、汤液等诸多药剂。道士们根据传统中医学从外丹中吸收一些金石药剂，并与内丹结合，用于自身日常摄养。综合唐代以后出现的药食养生著作，不难发现道教的药食养生呈现出与中医食疗思想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发展态势。元代忽思慧著的《饮膳正要》、吴瑞著的《日用本草》，明代高濂著的《遵生八笺》、卢和著的《食物本草》、朱橚主持编写的《救荒本草》以及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或者汲取前代道士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人的养生思想，或者以以往的道经作注。可以说，早期黄老道家影响下的一系列典籍奠定了后世道教饮食养生术与中医食疗学的共同基础，并决定了二者在历史上相互融合的格局。
道医相融：从道教药食养生到中医药养生
道教的药食养生以得道成仙为终极目标，具有超越化的宗教色彩。中医则以治病救人为目标，具有世俗化的特征。因为有宗教精神的支撑，不论炼丹有多么危险，代价多么沉重，道士们依然锲而不舍;同时，由于道教坚持生命无限性的信念，所以始终将养生放在治病之前。有学者认为：“在道教的药学中，将世俗中药学用以治病的药称之为‘下药’，而把延年益寿的药称之为‘上药’，并和外丹黄白相衔接。道教医药学笼罩在道教神学的气氛之下，将健身却病作为服丹成仙的准备。”而中医认为，医药养生能治病，却不能保命，遑论长生不死。故其以防病、治病、维护生命健康作为目标和出发点。当然，由于两者各具独立性，所以才会异彩纷呈，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自近代以来，中医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甚至出现了“中医废存”的讨论。在这种背景下中医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需要整合内部诸要素，更好地促进传统中医向现代中医的转型。事实上，“道医相融”的理论和实践或可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